【本文来自《退休老院士说国内90%大型医疗器械还靠进口，我做过医疗器械投资，来举3个例子》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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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频我看了，最早在文革前就知道他何祚庥夫妇都是物理学界的老前辈，主要研究高能物理。是基础理论研究者。他夫妇说的关于“中国物理学超过没货或者接近美国的说法完全不是这样，差远了。只能说比过去进步很大。”这句话是从基础理论发现的角度讲的。

谈到医疗器械，应用的理论基础中国科学家的贡献是0。这并不是否定中国在应用方面的成绩。我国的量子计算机水平也居前列，但是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也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这并不等于在应用层面没有成就。老一辈的科学家之所以重视基础理论是因为基础理论是方向性的科学总结。

“医疗器械”是基于物理基础理论的应用技术产品。这和何院士的专业领域不是一码事。何院士夫妇不满意的是基础理论上不去，在某些应用层面也不行（这不举了助听器的例子吗：“全是物理的，就是一个放大器+传感器”）。按常理，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传感器”。属于简单的电子应用产品，却被世界四家外国公司垄断。一副具有声音放大能力的助听器丹麦买卖到10万，何院士夫妇对此不高兴有道理——至少国内应该有能力做到“一个放大器+传感器”的小系统。依我之见就是有能力的企业没有关注（或是觉得市场容量小），想做的企业没能力：核心问题就在缺乏小型化工艺条件（其实做器件的某些企业应该有条件实现）。至于某些人的“不客气讲”， 你客不客气倒是无所谓，听力障碍者对此不高兴是也是对的——因为他们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在中国现阶段，有些事单靠市场经济是不行的。

基础理论好比房基，应用技术好比墙体和门窗。中国材料工业为什么落后？就是基础理论上不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这在发展初期阶段咸咸的还不明显：三来一补，中外合资可以接受现成的应用技术。

知道过去研究基础理论的人条件有多差吗？光靠翻翻资料冥思苦想是不行的，还要靠大量的实验观察。高能物理研究大多需要大型试验装置来发现和验证（比如大型回旋加速器托特马克等），而且需要长期观察是否有新的粒子产生。1956年，θ-τ之谜是粒子物理学中最重要的难题，当时普遍讨论宇称是否可以不守恒。杨振宁和李政道从θ-τ之谜这个具体的物理问题走到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提出“宇称在强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中守恒，但在弱相互作用中也许不守恒”的可能，将弱相互作用主宰的衰变过程独立出来，然后经具体计算，发现以前并没有实验证明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他们更指出了好几类弱相互作用关键性实验，以测试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吴健雄于1956年夏决定做他们指出的几类实验中的一项关于60Co β衰变的实验。次年1月，她领导的实验组通过该实验证明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确实不守恒，引起全物理学界的大震荡。因为这项工作，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在国内，类似杨振宁这样的研究发现很长时期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实验设备没有，试验物理学家也没有，你说发现了什么，怎样证明？况且，实验设备没有，试验物理学家从哪产生？

1969年，杨振宁和杨振平将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问题推进到有限温度。这是历史上首次得到的有相互作用的量子统计模型在有限温度（T>0）的严格解，这个模型和结果也是后来在冷原子系统中得到实验实现和验证的。所以较长一段时间国内愿意从事基础理论的人并不多。真正在基础理论上献身的典型陈景润算一个。同时，看问题也不能把美国政客和科学家混为一谈。

但是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阶段，就不同了：国外的技术来源减少了，甚至封锁了，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如果还没有创新进步，那么这个阶段应具备的资源禀赋就不能支撑发展的步伐，也就是内生动力不足。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规律就是初级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此后的增长速度会慢下来。中国当人也不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重视内在禀赋的提高，那么你的发展越接近发达国家，就会越困难。

所以《大繁荣》提出：“现代国家的核心就是创新”。所有的应用技术都要靠基础理论的支撑。这就是何祚庥那一代科学家最焦急的的问题所在。现在中国科技的短板就在这里——一有新的人才出现就会被美国引进而去了。

这个例子很多，颜宁、蔡天西都是这样的人。不是她们不爱国，而是她们的研究工作需要一个合适的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何祚庥夫妇的这个采访视频我已经发到腾讯网了，观网没法上传（不明白观网为啥不提供上传的方便），有心者可以在腾讯视频上看看。

我们确实需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还不能做什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视频为风闻社区添加）